偏见的力量
人民为什么支持希特勒？
在对待历史的问题上，德国人的反思是深刻的，但这反思却与民族性无关，而是因为有了公民政治意识。
在战后一段时间里，许多德国人对历史的看法其实充满谬误，尤其是在涉及到纳粹的国内政策和犹太人问题上。
历史是大人物创造的，但在大人物背后却站着千千万万小人物，他们是纳粹统治的民众基础，没有他们历史就没有体积。
▌偏见使人们只相信官方媒体的宣传，而不是相信事实
正是由于这一点，二战刚结束，美国记者迈耶就重返德国，在十年居住期间，他跟踪采访了十位普通德国人，了解到为什么大多数普通德国人会拥护纳粹。
答案正如他为自己的书所取的书名：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
一战后，德国背负了巨额战争赔款，新建的魏玛共和体制一直处于混乱之中，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更使德国雪上加霜：马克大幅贬值，失业率高达30%，而各派政治力量却整天互相攻讦、无计可施。
希特勒上台前，这十位普通德国人都处于失业状态，生活无着。在他们的回忆中，1933年纳粹上台至1939年战争爆发前是德国历史上最好的时光。
纳粹靠着使德国强大和富裕的承诺赢得选举，上台后即大搞基础建设，整顿社会秩序，迅速振兴了经济，恢复了公共服务。
仅仅三年时间，德国的高失业率即下降为零，成为当时的经济强国，并且实现了共同富裕，连工薪阶层也能和管理阶层一样去国外度假。
纳粹之所以能迅速壮大，全靠大量工人、失业者、农民与中产人士的支持。在那段时间，这十位德国人的家庭生活都有了很大改善，不再受穷挨饿。
一位裁缝告诉记者，1918年的共和使他父亲变穷，是纳粹给了他父亲工作。
他想要的就是安全保障、国家提供的工作，而且有保险和养老金；1935年他成为纳粹成员后，这些梦想全都实现了。
一位木工则说，纳粹缩小了贫富差距，每个人都有了工作机会，而战后虽然有了自由，但自由不能作为生活的替代品。
这表明，尽管纳粹上台后就开始镇压反对派，迫害犹太人，但只要让民众得到他们想要的物质生活，他们就会支持纳粹。
在他们看来，如果希特勒不发动战争，他仍将作为历史上振兴德国的伟人而载入史册。
▲一名英国士兵从洞口处望来，旁边就是一具德兵的尸体
那位木工就发现，纳粹制度“有许多好处”：纳粹打破了阶级区分，使他与上层人有了同等地位，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
在群众组织“劳工战线”中，他与一位教师也成了战友，大家完全平起平坐。那位裁缝曾给大学教授做衣服，他对此既自豪又忌恨。
成为纳粹成员后，他发现自己可以对教授们指手画脚了，这使他感到极大的心理满足。希特勒非常懂大众心理，他争取他们的支持的办法不是提高福利，而是增强他们的翻身解放意识。
社会福利的增加毕竟是有限度的，而平等甚至在政治上比他人优越却能使普通人获得幸福感，哪怕他们的生活并不是太好。
实际上，这些普通人都是很正派勤劳的人，他们在纳粹的统治下没有受过迫害，也不认识任何高层人士，甚至不知道大屠杀。
即使他们知道一点也不相信，认为是犹太人的谣言。由于缺乏公民权利意识，他们总觉得犹太人经商太有钱，感到很不公平，认为剥夺犹太人的财产是应该的。那位裁缝就告诉记者，正是犹太人偷走了自己祖先的所有东西。
▲被押送前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犹太人
一位银行职员则认为，应当让犹太人的经济下降到与他们的人数成比例。
他们渴望社会公平，却缺乏把各种事实联系起来的能力和把宣传和事实分开来的能力，因而看不到纳粹的“公平”是在攻击人的基本价值和所含的权利。
导致纳粹上台的不是民主制度本身，而是由于当时的德国人的政治观点多是从个人处境出发，对他人的权利漠不关心。他们没有社会公民意识。
所以与许多普通德国人一样，纳粹宣传说通货膨胀是犹太人造成的，他们就相信了。报纸上整天告诉他们，“犹太人是世界资本家”，“犹太人统治着英国”，“犹太人控制着俄国”。
那位裁缝曾与记者谈到毒气室，说：“如果发生了那种事，那它是不对的，但我相信它没发生过。”
偏见使他只相信官方媒体的宣传，而不是相信事实。
即使发生了屠杀事件，他也认为领袖是好的，坏事都是周围人干的，是地方上的纳粹滥用了党的原则，领袖只是受骗了。
但他自己每天看到犹太人佩戴耻辱的袖章，却视为理所当然。
1938年11月10日，发生了犹太会堂纵火案，一群孩子从被砸的犹太人糖果店搬运糖果，警察和成人在旁边看着。
此事他们也都知道，但并不觉得这是在犯罪。
因为他们从没有听说过穆勒所说的 “多数人的暴政”，也没有听说过汉密尔顿的名言“先生，你们的‘人民’是一只巨兽”。
为了巩固对民众的思想统治，纳粹强调的都是一些非智性的品格，诸如忠诚、纯洁、劳动、简朴和爱国主义等，并把喜欢思考的知识分子看成是不可靠的、有危害性的阶层，这给那些不愿思考的人提供了一个不思考的借口。
对于如何解决社会问题，多数普通人只有二选一的简单思路，一位收账员曾告诉记者，他最喜欢的希特勒的名言是：“要么这样，要么那样。”
这给大多数德国人的选择提供了一个解释：为了实现国家富强完全可以放弃维护个人权利。
在这位美国记者看来，这些普通德国人不是不关心政治，而是缺少政治权力意识，不懂得自己作为拥有最高权力的公民的责任，总认为国家是崇高的，而个人无足轻重，因而对他人的苦难漠然置之，甚至参与迫害。
战后德国人开始了新生活，这十位普通人的生活又一度变得艰难，他们需要承担比从前更多的个人选择和责任，对此他们总是抱怨和不满，觉得纳粹曾经把一切都管理起来，统治得很好。
这表明，他们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受骗，他们以为他们在纳粹的统治下是自由的。
▲ 陀思妥耶夫斯基
事实上，他们渴望的从来不是自我实现的自由，而是想要摆脱 “自由选择的可怕负担”（陀思妥耶夫斯基语）。
这位美国记者由此得出结论——这是自由制度与不自由制度造成的价值观之别。
从一个习惯于凡事自主的美国人的角度看，这些普通德国人缺少的其实是公民意识和勇气，“一种能够使人既不被统治也不统治别人而是能够自我统治的勇气”。
对于同一事物，不同的价值观会有截然不同的看法，这是现代世界分裂的主要原因。
对于从前的许多德国人来说，纳粹并不是一目了然的邪恶；
只有当他们从根本上改变了价值观，具备了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公民意识与责任，明白对他人权利的剥夺即意味着对自己权利的剥夺，才会真正认识到纳粹的实质与危害。
真实的历史使人清醒，虚假的宣传使人愚昧。人类避免灾难的唯一方式，就是充分了解灾难。
只有历史真相，才能让我们认清灾难的本质，看见战争的残酷，理解文明的价值，从而真正汲取历史教训，避免灾难的再次发生。
在史学界，无论通俗写作，还是历史研究，长期存在一个“不能说的秘密”：很多史观正、充满历史洞见、文字淋漓畅快的作品，存在断章取义、以立场筛选史实、甚至蓄意捏造，以想象、推理代替史实的现象。
塔奇曼终其一生都在捍卫美德与文明。
她坦言，自己从不相信世界上有“绝对客观的历史学家”，因为“那只有时钟才可能做到”。但是她在写每个字的时候，都在警示自己，不能做一个“价值先行者”。
为了探寻历史真相，她总是“毫不犹豫地以最快速度扑向原始文献”：未出版的私人信件、工作日志、手写的报告、公文中的便条……
巴巴拉·塔奇曼是一个从来不吝惜说真话的历史学家，当别的历史学家都顾左右而言它时，只有她才有一针见血指出问题的勇气。
塔奇曼指出，权力可以制造愚蠢。“颐指气使的权力导致思维僵化。随着权力在某些人手中习以为常，其所应承担的责任往往也日渐消退。权力的责任在于为了国家和公民的利益尽可能以合理的手段进行治理。”
▍延伸阅读